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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总序
总序

  《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了人,取名叫亚当。因为怕他寂寞,所以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塑造成一名女性,叫作夏娃。上帝让这一男一女生活在伊甸园里。当时,他们“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耻”。可是,他们在蛇的诱惑下吃了禁果,眼睛一下子明亮了,这时才感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异性面前显得很难为情。于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这是世人皆知的宗教神话。姑且不论它能否说明服饰的起因,单就人类利用植物枝叶蔽体,即遮护生殖部位这种行为来说,它揭示了人类服饰史的第一页。因为,即使这时已渡过蒙昧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也可以解释为是人类的童年阶段。《创世纪》中还说,神对人的始祖“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以兽皮缝衣也是真实的。人类最早的服饰(“饰”字在这里并非虚词),确实是取自大自然中这种可遮覆用的片状物的;它们又类似有生命过程,人类愿意接触。
但是,宗教神话毕竟属于神话。就服饰说,究竟是否起源于这种“遮羞说”?它真实的发生与演化过程如何?服(防护作用)与饰(装饰功能)、着装形象与自然(中国哲学谓之“天”)与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神话都不可能做出回答,而应该从自然人类学(包括生理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包括伦理学)、心理学、民俗学、艺术美学等诸方面去进行科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显然是综合性的,它的交叉点又显然表现在文化上。只有分析并展示了文化元素(特质)、文化形貌、文化心态与传统、文化模式与体系、文化与人格、文化冲突与整合、文化进化,才能揭示人类服饰的奥秘,确切阐释衣服、佩饰的显示形态与潜隐内涵,并将服饰与人结合的终极产物——着装形象解说明白。
这就是我的研究——人类服饰文化学。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并以人类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去组构完成,那是1994年的事。至今整整十年。为了适应广大社会科学人士的研究需求,也为了适应服装专业学生选修课的教学需要,中国纺织出版社约我将其出版为一套丛书。考虑到中国服装史、西方服装史、服装美学三门服装专业必修课的教材,全国有关院校都在选用我的著作,因此这套丛书只包括《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和《服饰民俗学》。这样,每本书各有侧重,基本上可以满足服装业界人士和服装专业学生的需求了。
从人类文化来看,物质是服饰的载体,也是人类进行服饰艺术创作的基础。服饰伴随着人类的开化与文明而来,服饰又是物化了的人。但是,在古代社会,服饰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将近有一百年,人们的服饰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明显的变化。罗马早期也如此,到帝国时期逐渐有所变化。到中世纪,服饰才加速自身的演化。15世纪时的法国人罗伯特·盖格尤丁说:“一种样式的服饰可以穿戴十年。”到18世纪,法国玛丽·安托万内特高踞皇后宝座,从1784~1786年的两年内,据说妇女的帽子,就变化了17次样式。拿破仑统治时期,巴黎服饰款式几乎不到一个星期就变化一次,虽然有时这种变化并不太明显,但毕竟在变化。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两次着同一样式的服饰。当时巴黎有一种服装杂志,每五天便出版一期,以提供最新的品种和款式。
人类的服饰出现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把服饰作为学术上的专门研究对象却很晚。这就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历史状况。
最早出版的服饰书刊,既不在巴黎,甚而不在法国。1586年,德国法兰克福的画家约瑟·阿曼出版了一本画册,说明文字采用拉丁文,书名标示《描绘欧洲各国女式服饰的画册》。像任何学术研究一样,服饰文化就是从这种资料性的平面介绍着手的。此后下一个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王朝也出过这样一本形象资料性的画册。关于女服款式的专门杂志,则是拿破仑统治时期才出现的。1785年,巴黎《时装》杂志问世(与1892年美国创刊的《时装》同名),1787年《时装画廊》出版,都远销英国和美国。
当时,在一些妇女杂志上,具有改进性的女子时装往往是热门话题。杂志根据自身作为传播媒介的特性,热点集中在动态时装上。而早期的学术专著,则集中在静态服饰考古上。如希拉雷·席勒所著《从裸体到衣饰》,亚布拉罕所著《希腊人服装》,伊万夫人所著《论希腊服装之精华》。与古希腊并列的当然是古罗马,如丽莉安·威尔逊就写了《古罗马服装》与《古罗马市民宽松长袍》两本书。
服装的实用性和作为生活的艺术,这方面的专著不能不以研究服饰设计、服饰工艺学为中心。它与传播媒体的时装介绍几乎是并行的。如赫伯特·诺雷斯、凯利与什沃比都有多卷集出版,主要篇幅都是介绍服装结构、设计、款式与纹饰的。日本文化服装学院与日本文化女子大学合编的《文化服装讲座》更侧重于具体工艺。服饰著作由工艺的内容,必然深入到服饰艺术学、美学的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浩如烟海。但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大都着眼于衣服与佩饰本身。
由于现代科学及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发展,服饰研究的重点,或者说是把握的核心也在逐渐扩展。这个领域研究的新特点,是从服饰之外研究服饰。首先表现在心理学上。1897年,格·斯·雷尔发表了《自我早期的感觉》;1917年,格·维·迪尔邦发表了《服装心理学》;1930年,杰·卡·弗劳格尔也出版了名为《服装心理学》的专著。以此为书名,但在微观上,“兼析赶时髦及其动机”的,还有晚些出版的伊丽莎白·赫洛克的著作。1934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巴尔发表的《时装的心理分析》,也是以流行为切口,研究服饰心理学的专著。在这一系列的服饰学著作中,作者几乎都凭借社会调查与心理测试等手段,深入地剖示时代与人类的着装心理,有的如维·伊·亚可伯逊所著《服装设计的基本美学因素》,则是从审美心理角度将心理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做更具应用性的但又是更深入的服饰学研究。在这里,20世纪20~30年代盛行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服饰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精神分析学说亦称心理分析学说,它关于艺术、审美的观点触及到过去服饰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潜意识、性意识、压抑心理、变态心理、情结、深层心理的转移和宣泄等等,对着装心理本质,对服饰形象设计及探索时装动因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能不承认,服饰心理研究中的“人类在孩提时代,就有了打扮自己以引起别人注意的心理因素”、“服饰是人们形体美的自我表现”、“服饰的作用在于促使人们对身体的某个部位引起兴趣,这个部位就是性器官”,这种种观点,与弗洛伊德所持泛性论学说都有相通之点。
前面已经提到,在服饰学研究中,着手早的学者最集中精力的是服饰史。不过历史跨度逐渐延伸,早期多是服饰考古,以后越来越向近现代贴近。美国华盛顿大学布兰奇·佩尼教授走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亲临许多地区,甚至未完全开化地区,经过文物考古与田野调查,撰写成《世界服装史》,成为一部纵贯古今的名著。美国瑞·塔纳·威尔阔克斯著《服饰的历史——从古代东方到现代》,纵向剖析也如此。迈克·巴特贝里和阿丽安·巴特贝里的《时装——历史的镜子》,日本千村典的《流行服饰的历史——为学习现代的服饰设计》和小川安朗的《民族服饰》,奥地利赫尔曼·施赖贝尔的《羞耻心的文化史》和与此相关的美国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以及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等著作,都是通过对人类童年的追溯,在寻找人类文化,包括服饰起始的源头。然后沿着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发展脉络,归结到近现代,去理出服饰文化推演的轨迹。
美国的乔治娜·奥哈拉收集了一切与时装这一主题有关的人和物(衣服、佩饰及其原料),编制了一部给人印象深刻的资料性著作。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人们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时装。在她看来,时装研究既是“一门历史课、地理课、经济课,又是一门数学课”。这无疑是比以往服饰著作的内容要更广阔、更全面了。
服饰在发展,信息传播在加快。自1836年创刊到1881年停刊的法国《优雅巴黎》时装半月刊,到1909年又以同名改为月刊出版。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出版了《描绘者》(原百老汇妇女时装季刊),另外还有法国的《摩登妇女杂志》(1912-1914年)季刊、《艺术·趣味·美》(1920-1933年)月刊、《当代时装》(1920-1922年)、《无尚时髦》(1929-1939年)等杂志都刊有探索时装美的文章。这些无疑都为提高服饰创作水平和服饰穿着品位做出了贡献。特别是1892年美国出版的《时装》,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时装杂志。杂志刊登有关时装、社会名流和艺术修养的文章,不仅对服饰,甚至可以说以此为主线,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艺术、哲学、美术和文学的欣赏水平。世界东方的大国——中国,本来对服饰文化十分重视,同时涉及社会仪礼和生活规范的重要内容。有很多文人学士论著中往往涉及服饰,并强烈地表现出对于服饰的审美倾向。可是同国际文化研究的热烈气氛相比,还是大为落后了。因为世界不少学者早已纷纷致力于服饰美学、心理学和史学深层次的研究了。
当然,对服饰文化的关注,中国开始很早。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传为左丘明撰写的《左传》上,就在阐述其美学观点时,谈到服饰中的“衮、冕、黻、埏、带、裳、幅、舄、衡、紞、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左传·桓公二年》),以此来表述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创始人孔丘在《论语》中提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主张,虽然没有直接说到服饰,但已涉及人的整体服饰形象,并论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在《墨子佚文》中留下了他的主要美学见解。他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意谓先考虑服饰等物的实用功能,然后再寻求审美与艺术活动上的满足。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聃,在《道德经》中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要人们以其服为美,而满足于已有的服饰,不必再去创新。
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提出一种“取情去貌”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韩非子·解考》)。在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主持下,由其门客共同编写了一部《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全书以改良的道家思想为中心,综合了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提出了美是以一定条件为前提而存在的。其中提到,妇女的笑靥在两颊是美的,如果在额头上就成为丑了。
唐代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论述绘画艺术时,也以实例强调服饰是历史文化的反映。他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知吴道子画仲由,便带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历代名画记》)。中国宋、元、明、清、民国无不将衣冠与文物制度相联系,在有关礼制、风俗的著作中加以探讨;许多笔记小说更记有许多服饰逸史轶事,非常具体可信。而且在中国每次改朝换代时,对服饰都必然进行探讨、争论,同时自上而下予以改制。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一度闭关锁国后,重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时,服饰作为显而易见的文化现象和重要的文化流动物,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而且确实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但仅仅从服装史、服装美学和服装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服饰生成基因以及发展规律等,在当代是明显不够了。要想全方位俯瞰服饰,多层面剖析服饰文化,就必然需要从人文科学的审视角,将其纳入文化人类学的体系中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并试图使其成为一门新学科。
如果单纯讲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这对于服饰学专家学者来说并不新鲜,而且在此范畴之中已经广泛开展学术研究了。但是,就在人人都认定服饰是文化表征的时候,迄今尚未有人将它提到服饰文化学的学术高度上来做体系性论述。

  服饰文化学是需要建置的一门新学科。它是从对服饰进行工艺学、美学或心理学等等部门学科的孤立研究状态,提高到文化人类学的大背景下,做重新审视与综合研究。这是对服饰文化更高层次的把握,是概括与探索服饰文化精神、物质两方面关系的钥匙。诚然,它不可能悬浮于虚空的文化概念之上,它必须也必然植根于一种相关的互为引动、互为补充的人文学科之中。这些相关学科盘根错节、枝蔓丛生而同时又错落有致、脉络清晰,从而共同构筑成人类服饰文化学的整体。
文化的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具有:
1.超自然性,是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的主观意识客体化,而适应自我要求的活动;大自然中的自在物不属文化范畴。
2.超个人性,是人类群体活动体现的,并为人类各群体所共有。
3.传承性,即世世代代自然沿袭。
4.整合性,是由多元的文化元素构成的完整体系。
5.文化的精神成果部分以符号做象征(如服饰款式)。
6.变异性,文化是发展演变的。
7.反作用力,文化既是一代人创造的成果,又反过来影响一代代人的生活与思想。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表示一个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思想、成就、传说和特征的综合形式。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丁·汤因比、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基本上都对文化定义持有这种观点。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则把一个伟大民族或国家处于鼎盛时期的社会的形式和用智慧的形式当作一种文化来描述;而把它历尽其鼎盛时期从而变得停滞不前、萧条不振的时候,作为一种“文明”来描述。
服饰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所有的服饰都是人类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聚合体,即体现着文化的一切特征。
但是,对服饰文化概念的界定,却应该从服饰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服饰是文化的表征的结论,更向前并更深入地发展一步。这不但因为服饰具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两重性,而且其复杂性还在于服饰作为物质文化,其中掺入了精神文化的内涵,而作为精神文化,其中又涉及物质文化的内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例如对于人充当社会角色时,服饰就其行为说应该属于社会学范畴,服饰发挥着物的应用性;但是它又呈示出某种人生仪礼,成为民俗事象,这无疑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可是,服饰虽是民俗事象,在工艺设计中却又要考虑物质材料的运用问题,因而又是物质的。
服饰美当然属于美学范畴,应该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但在营造服饰美时,自然又涉及物的组合关系(服饰材料的巧妙运用);更重要的,服饰美不是孤立的,在宏观上要放在人类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体现;在微观上要反映个人性格、心理活动,这些又牵涉到社会学(包括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这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对服饰理论的研究大体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认知阶段,因而带来了对服饰史、服饰考古的深入研究;其次是应用阶段,有关服饰礼制(表现在官书上最明显)、设计工艺方面的著述甚丰;再次是思考阶段,即对服饰进行文化性的考察,先是美学、心理学,后进入多元文化学的研究,必然会形成人类服饰文化学的体系或工程。当然,服饰学理论研究每一阶段的热点,都与服饰应用学方面的研究并行不悖,因为人类天天是要穿衣吃饭,而且追求更好一些的。在以往有关服饰的著作和文章中,有一种偏重于谈服饰艺术的研究倾向。这是因为只看到服饰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而现代人又更多地喜欢在服饰面前谈审美的缘故。如今,有关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深感服饰包容性的广博。但是,服饰理论等于服饰美学的观点,仍然成为学术界一种比较定型的思维模式。
美国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院人类学组研究员罗伯特·路威所著《文明与野蛮》以及美国约瑟夫·布雷多克著《婚床》,都从新的视角审视人类文化,这种研究方法使我在服饰学的探讨上受到极大启发。我国的刘骁纯著《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王生平著《“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以及其他大量的社会心理学、传播学、民俗学专著,也都使我坚定了服饰文化学必须走自己的路,并自立学科的信心。人类服饰文化学并不是表面庞大与虚妄的臆说,它是从隶属于文化的几个重点学科的纵横交错网络效应中去发现并获得真理的。
我认为,在组构人类服饰文化学框架时,必须选取主要的几个学科做支柱,同时为了更集中地突出其文化内涵,又对所交叉的中项学科在内容上有所取舍或增益,结果正如前述。研究服饰文化学必须注意到,它既是纵贯的,又是横通的,既有西方经典著作意到笔到、如茧抽丝的方法,也有中国史家纪、传、志、表的文本结构;凡所涉及的学科必独自成立,各学科的关系又承前启后、左右照应,既不偏离“文化学”这一中心线的走向,又对相关学说做交叉阐释。在我所提出的人类服饰文化学中,选择了服饰生理学而未包括服饰经济学。
为什么选择生理学?生理学似乎是属于自然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范畴的,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相对应。而服饰文化学又是本着文化人类学的主旨去进行研究的,从表面上看,好像这种设置不合理;从字义上看,更显牵强。那么,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最简便易行的解读方法,就是在生理学前面,加上“服饰”二字,这样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服饰是穿戴在人的身体之上的,假如脱离了人体,服饰就改变了本身的性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工艺品了。生理学是贯穿服饰文化学的生命线,由生物的人与服饰结合才构成着装形象,并引起人心理上的一系列活动,甚至影响了人类服饰的生成、发展过程与结果。所以,论述服饰文化学,如果不涉及服饰生理学,那无异于纸上谈兵。
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如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因此应该将服饰经济学看作是与服饰文化学相对独立的学科,两者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异。可是,该丛书在论述文化学时,并未回避有关的经济问题,而是将其放在服饰社会学的章节中,作为社会中一种经济活动来研究,这就使其与文化学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近现代的心理学研究著作中,出现了部门学科“社会心理学”。有关专家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从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社会心理学与其他部门心理学是并行的,可是其中对于社会规律的强调,实际上已经较多地涉及社会学。考虑到服饰作为客体时所体现的社会学性质和内容,而服饰对于着装者心理又引发一系列活动,心理却是属于主体(与前述客体相对)的活动,因此,在论述服饰文化学时,还不能将二者笼统地放在一起。尽管社会与心理在服饰上也不可分,但是在其形成与日常使用之中,事实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分而论之更为科学,更为明晰。况且,在学术上,社会学与心理学早就是分立的两个学科。
《服饰社会学》是本套丛书中的一册。服饰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有:服饰社会性的外因——总体环境;服饰社会性的内因——潜性评判标准与有意教育;社会角色的标志——一般社会角色与特定身份标志;时装流行——社会对人的个性的制约与宽容;服饰在社会中的商品化因素;服饰对社会语言的影响等。全书将重点放在服饰的社会性问题之上。因为服饰要穿戴在人的身上,而人即使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但绝对不可能缺少他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文化对服饰的制约是全面而广泛的,服饰的社会性永远是服饰所具有的特性,就像文化永远是社会的文化一样。因此,服饰的社会性对于服饰的诸种特性来说,具有着更广博的涵盖性,所以在叙述服饰史之后,论述服饰与诸学科的联系之前,要将服饰的社会性放在首位。当然,有的服饰问题非常复杂。如中国明清两代官服上的补子,它既是社会身份(文武官吏)的标志,又是特定人员的等级符号(如一至九品的品级),同时也是服饰的演化现象;并且,作为纹饰来说,它的图案又有其必具的艺术性。这些在我撰写的书中,根据构架和宗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有关服饰生理学的某些问题,学者曾提出用“服装卫生学”加以概括的主张。日本弓削治、庄司光和我国欧阳骅的专著,都以此为名著书立说。由于拙作立意于人类文化,而“卫生说”似侧重于服装的医疗保健作用,所以采取了服饰生理学的提法,与服饰社会学并列。因为,对于个人,或将每个单体人看作单体着装者来说,都是统一或包容在社会之内的。每个着装者关于服饰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当然也被统括在服饰的社会性之中(尽管它又会分出若干类型)。这就牵扯到单体着装者的个体活动了。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他的心理活动,自然是负载在有血有肉的形体上。服饰与人发生关系,应该说首先是人的生理部分。有了生理的体验,才有可能撞击出心灵的火花。基于此,在《服饰生理学》中,主要论述了几点,如服饰与生理关系的机制——再创超自然;服饰形象对人躯体的人为塑造等。这册书是围绕着着装者的生理特征,即所谓“衣服架子”来展开论述的,是为服饰心理学和服饰民俗学做好铺垫,以此确立服饰文化学的科学性。
服饰心理学的内容最为人们关注,包括文化学者、设计师和所有的着装者。因为人类在服饰上反映出的心理活动非常鲜明,而且几乎每个人对此都十分敏感,因而表现得活跃又纷繁万千。在《服饰心理学》中,没有依循以往对于服饰心理现象进行罗列并做区分论述,而是力求向更纵深处开展研究,以求进一步探索出服饰心理活动的规律。除了概述和小结以外,主要内容有:服饰物质与人的意识活动构成的心理反应,服饰与人整体性决定于三大心理环流体系以及服饰心理活动的三个层面等。因为每一部分中包括的内容较多,所以将其概括起来,再层层推进。服饰心理环流体系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服饰心理过程的分析。
服饰民俗学是涉及服饰文化的直接的现实。由于服饰观念与服饰形式,实际上永远是民族的,也就是永远处于某一民族的风俗境界之中。服饰是民俗的产物,也是民俗的载体。服饰必然具有惯制性,所谓“惯”也就是约定俗成,并世代传承。中国历史文献中都有《舆服志》,其内容主要反映历代的官服制度。西方贵族社会阶段,也都有不同的“节约法令”,以便遏制平民和商人的穿衣打扮。但在民间,人们自我表现的欲望又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去寻找出路,他们按照民俗的惯性制作并穿用服饰。而作为着装者来说,自然绝大多数是普通人民。这就是说,不是《舆服志》决定服制,而是民俗决定服制。服饰社会学把服饰放在人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服饰民俗学则是把服饰放在民俗风物中观察分析。前者的目的是取得社会价值,后者仅仅是追求心理适应。前者能转换为物质利益,后者只能把满足精神需求放在第一位。在服饰社会性上,绝不会颠倒是非,因为社会标准是很现实的,可是在服饰的民俗性上,却可能“以非为是”。在祭神祀祖、祈福求祥、避邪驱魔、免灾去病、招魂厌胜时所穿用的服饰,很多就只是遵循民俗性,而不必专门去考虑社会性。在《服饰民俗学》一书中,主要内容有:服饰是一种民俗事象、服饰是民俗的载体、服饰惯制、服饰民俗禁忌、服俗的演变等。
服饰文化学,是一门有待于各界同道关注,需要一代代人付诸心血去不断完善的新兴学科。在我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十年后,这次以近十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实到其中,并对一些内容做了增删,从而汇集成“服饰文化学丛书”。政治术语中不是有一句话“与时俱进”吗?我觉得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在论据中不断地补充进新资料,在立论和研究方法上不断地超越别人,也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才是科学的、唯物的学术思想。20世纪末,国际社会科学界有一种预测,认为21世纪最需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全人类的,二是跨学科的,三是贴近民众生活的。服饰文化学恰恰具备这三点。
服饰文化学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必然会迎来更为灿烂的前景。
2004年4月于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